说起来，我已经是“五代元老”级的村干部了。1976年，我从部队复员回乡后，就担任了村干部。1980年，我在杭州西湖区转塘镇良户村干起了调解工作，一直到今天。可以说，我这大半辈子，都与人民调解工作有着不解之缘啊。
　　因为经过了部队的锻炼，我搞人民调解工作感觉蛮得心应手的。26年来，我自有一套调解的方法，平时只要注意分析民间纠纷的规律性，及时制定预防的措施，调解工作就能从被动走向主动。
　　我发现，民间纠纷有季节性的特点，根据这一特点我制订出一套四季预防重点。比如，夏收夏种时节，农民为争水争电而发生的纠纷就成为预防重点，这就需要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，提早制订全村的供电、供水方案，摸清预防对象，做好防范工作；建房在农村是件大事，每到秋季，就要特别密切注意农户的建房申请，预防土地纠纷。
　　除了四季预防，还要注意家庭纠纷的预防工作。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，我借鉴了中医原理，对预防对象采取“望、闻、收、析”的方法。“望”就是看脸色、看行为，看预防对象家庭成员异常的动态；“闻”就是广泛听取周围村民对预防对象行为表现的反映；“收”就是多方收集有关线索；“析”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汇总情况，进行综合分析，从而确定预防措施。
　　我们村有一位77岁的老太太，平时由两个儿子轮流赡养，但老太太有个“爱好”，喜欢张家长、李家短到处说是非，惹得邻里、亲戚间纠纷不断，兄弟俩的媳妇非常恼火，流露出拒绝赡养的念头。我通过“望、闻、收、析”及时掌握了情况后，首先召集两家的儿子媳妇，教育他们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，然后又利用每次上门分送《浙江法制报》的时机，不断劝说老太太不要说别人的闲话。一年里，我整整找了她50余次，终于改变了她说闲话的毛病，赡养纠纷也因此顺利解决。

　　人民调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，但调解工作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十分困难。要真正做好调解工作，必须做到真心、诚心、用心，这样才能在调解纠纷中站得稳、立得正、说得响、调处得好。
　　有一次，一户村民因分家而发生纠纷，我得知情况后立即前去调解。但是，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诚意，从晚上7点钟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钟，双方仍未达成协议。其中一方当事人有些气馁地说：“老俞，我们家里的事，看来你是没办法做‘娘舅’了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！”可我就是不罢休，当天傍晚晚饭一吃过，我又上门去了。看到我如此诚心诚意地帮他们，矛盾双方感动了，他们终于开始配合我。经过认真地协商，最后都接受了我提出的调处方案。当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字的时候，我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，此时，时针又指向凌晨一点多。
　　1997年，村里有位老人过世，他在病重期间对家人说：“要不是永浩一次次地做我思想工作，我早就离开人世了。在我床头和碗橱里有两样东西，你们去处理掉吧！”他的孩子们赶紧跑进老人房间，发现床头有一瓶剧毒的甲胺磷，碗橱里则放着一瓶呋喃丹农药。原来1995年春节，老人因赡养问题和儿媳闹了矛盾，他一时想不开，便偷偷地买了两瓶农药藏在身边，随时准备结束生命。后来我前后10余次上门做老人工作，并帮助他与晚辈们协商签署了赡养协议，这才把压在老人心头的一块石头给搬掉了。

　　如果仅仅将一次纠纷平息下去，这并不算是成功的调解。要彻底解决问题，从而杜绝类似纠纷的再度发生，这就需要调解员多用心、多动脑，把调解工作做深、做细、做透。
　　我们村里有一户尚未分户的妯娌因住房问题闹起了矛盾，妯娌间的吵骂逐步升级，引发了兄弟之间长期积累的怨气，结果两兄弟由对骂到拔拳相向。得到村民的报告后，我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，火速赶到现场。这个时候，两兄弟及家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形势十分紧张。
　　“你们都给我住手！”我大喝一声走上前去，一把拉开两兄弟，将自己的身体挡在两人中间。一看这架势，两兄弟都不好意思再动手了，事态就此得到了控制。
　　“都是一个娘生的亲弟兄，有什么事不好商量，非要弄得血出污拉的？”我一边劝说着，一边吩咐一旁围观的村民：“快，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包扎！”
　　伤者被送走后，我留下来继续做双方家人的思想工作，直到他们都心平气和地表示，今后一定相互体谅，不再恶言相交、拳脚相向了，我才放心地走离开。
　　谁料，刚刚平息下去的风波，第二天又起了新的波澜。原来，发生矛盾的妯娌中，有一方是从湖南嫁过来的，那天经过我的劝解后，本来她的情绪已经基本平静，可到了晚上，这位在冲突中受了伤的湖南媳妇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又开始胡思乱想，自己背井离乡嫁到这里，还要挨打受气，真是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。后来，她索性装疯卖傻起来。不明就里的医护人员看到她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干脆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。“简直是胡闹！”我闻讯后，心急如焚地赶往精神病院。
　　此时，医生们正准备给她用药。我及时赶到后，坚决制止了医院的治疗方案。我对医生说：“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，她没有精神病，她只是因为家庭纠纷一时想不开，所以根本用不着给她用药。”那天，我在精神病院里陪着这位湖南媳妇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，她终于被我说得掉下了眼泪。看到她动心了，我趁热打铁，赶紧找来几位平时与她关系较好的村民，从多方面继续做她的思想工作。最后，这位湖南媳妇终于打消了糊涂的念头。
　　矛盾似乎已经圆满解决了，但我的心里却始终搁着一块石头。为了不留后患，我千方百计四处奔走，以5000元的低价为他们购得一处100平方米的住房，让两兄弟分了户，这才从根本上消除了兄弟俩的矛盾。

　　正当我干劲十足地在调解工作领域大展拳脚的时候，病魔却悄悄地降临了。
　　那天，我在一个闹家庭矛盾的村民家里做思想工作，回家时，天色已经黑了，我走到半路，突然感觉浑身乏力，嗓子更是火辣辣地难受。从那以后，这个症状越来越频繁，在家人的催促下，我去医院做了检查。
　　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竟患了鼻咽癌！家人心急火燎地把我送进医院，可我哪里静得下心来？鼻咽癌有啥了不起的？我照样能走能跑，村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。
　　妻子却着急了，她红着眼睛说，医生已经说了，如果不及时医治，癌细胞会转移的，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！同住一间病房的病友们也劝我：“老俞啊，你就安心治病吧，早一点把病治好了，不是还可以继续搞你的调解工作吗？”我这才安下心来接受治疗。
　　医生对我进行了放射治疗，治疗后，我的唾液分泌非常困难，几句话说下来若不喝水，话就说不出口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家里休息，一个村民找上门来。问明情况后，我马上叫人通知当事人，到我家里来接受调解。我躺在竹榻上，由于咽喉尚未痊愈，发声相当困难，每说一句话都得费很大的劲。看到我喝一口水，才能轻声地讲上一句话，前来调解的村民终于被打动了，他内疚地说：“老俞，你病得这么厉害，我们不但没有安慰你，反而还来找你的麻烦，实在太对不起你了！我们一定听你的话，不闹矛盾了。”
　　还有一次，村里爆发了一起宅基地纠纷，因为土地征用费的问题，一家农户的媳妇与公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我得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解，可是矛盾双方情绪都相当激动。现场只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，听不到我的声音，这怎么行？于是我憋足力气提高了声音喊道：“你们都别吵了，先听我说！”
　　我的声音一下子把大家给镇住了，刚才还吵得起劲的婆媳俩都呆呆地望着我。哈哈，他们肯定在想：老俞的喉咙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响了？可是这么一喊，我突然觉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，再也发不出声来。老毛病又犯了！因为我来的时候走得急，忘了带上茶杯，现场又没有开水可以润喉，我赶紧拧开了一旁的自来水龙头，猛喝了几口生水，这才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。于是我说几句话，喝一口自来水。几个小时下来，终于解决了纠纷。回到家后，我感觉浑身无力，头晕眼花，全身就跟散了架似的。不过我心里却十分开心，因为通过我的努力又换来了大家的安宁。

　　1998年，我担任了良户村党支部书记。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，一边要把好全村的方向，一边又要上门做村民纠纷的调解工作，实在太累了。村民们都劝我：“俞书记啊，当调解员太累了，你身体不好，身上又压着支部书记的担子，我看你还是把调解员的工作给辞了，一心一意当书记吧！”面对村民们的关心和劝解，我冷静地思考了一段时间：是啊，身体不饶人啊！这样既当村支部书记，又兼着村调委会主任的工作，的确有点力不从心，累坏了身体那是个人的小事，可如果耽误了村里的工作，那可就是大事啦！
　　一个月后，我作出决定：辞去支部书记的职务，一门心思继续从事人民调解工作。对此，许多人都表示不解，可我的态度却很坚决，因为我实在太热爱调解工作了，我已经为此付出了全部身心，我不能半途而废。如果换了别人，可能会选择当支部书记，可对于我来说，支部书记可以不当，调解工作却决不能放弃！再说了，腾出支部书记的位置，也好让更加能干的后生们早点上嘛。
　　从1980年至今，经我调解的纠纷，调解成功率100%，没有一起纠纷上交镇里，全村也没有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。提起这些，我感到很自豪。每当有人问我：“老俞啊，想当初你放着好端端的村支书不当，却偏偏选择当这个又累又烦的人民调解工作，你不后悔吗？”哈哈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，通过我的努力，能够给全村百姓带来安宁的生活环境，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，我想我肯定会一直干下去的。

　　人物简介：
　　俞永浩，杭州西湖区转塘镇良户村调委会主任，1998年被评选为省“十岗百优”，1999年被评为全国“优秀人民调解员”。